“公务员”眼中的沧海桑田

年收入170万与7万的分水岭


金泽城始建于1583年,在江户时代是加贺藩藩主前田家族的居城,前田家族是仅次于德川家族的第二大封建氏族。如今的金泽城仍然保留着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石墙。

在江户时代,

“公务员”绝大部分由以世袭为基础的武士阶层出任,

其他阶层难以高攀。

明治维新之后,

武士的生活与地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猪山成之正是这一变化的亲历者。

“公务员”武士

猪山成之君工作异常努力,在会计技术尚并不成熟之时,制定收支大纲,管理各地讨幕军之军需,立下大功。成之持大村益次郎签署之票据,整日奔走于豪商之间,筹来成千上万两巨款,用于军需。

加贺藩御用会计井上如苞在回顾年长一岁的会计前辈猪山成之在幕末维新中的卓越贡献时,留下了如上感怀。

虽说是会计,但猪山成之和井上如苞都出身于武士家庭。说到武士,大家头脑中往往会浮现出腰佩武士刀的战士形象。在江户时代之前,确实如此。进入江户时代后,日本全境没有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战争,武士依然佩刀,却被幕府要求集体转职为行政运营者,即我们常说的“公务员”。


金泽的神明宫,在犀川附近,猪山家的家族神供奉在这里。猪山成之在出生后不久就被家人带到这里参拜。

靠算盘吃饭的武士家族

身为公务员,最重要的技能自然是读文写折、上传下达,“学问”逐渐成为武士的核心素养。“读、写、算”是学问的基础。无论是处理农民的土地纠纷,还是发布行政命令或通告,各种日常行政工作都离不开读与写。算术也是行政工作中的重要技能,然而武士,特别是上级武士却固执地认为算术是卑贱的技艺,用算盘算账是丧失德行的小人伎俩。与专精读、写等“小学”的下级武士不同,上级武士即使不担任行政工作,也可以靠分封土地的收入维持生活,往往以钻研“朱子学”为荣,很多藩的学校不向上级武士的子弟教授算术。因而江户时代的公务员体系的致命缺陷在于缺少精通算术的人才。

猪山成之出生于加贺藩(现石川县、富山县及滋贺县的一部分),家宅位于现在的金泽市片町二丁目二十四番地。加贺藩虽然数学相对发达,但依然缺乏精于算术的人才。究其原因,算术水平的高低取决于个人能力,父亲擅长算术,儿子却未必擅长,与武士的世袭制难以共存。因此,在藩的行政机关中,大部分部门都严格贯彻着世袭制,唯独需要算术技能的“御用会计”是例外。虽然也有世袭的御用会计,但这些家庭基本上都要从家外不断雇佣人才,甚至把精于算术的人收为养子。可以说,需要算术的职位是下级武士一登龙门的唯一机遇,而猪山家正是依靠算术实现了阶层的上升。

将猪山家带入“御用会计”之路的是成之的高祖父猪山市进。享保十六年(1731),市进因擅长笔录与计算,被加贺藩藩主前田家录用为“御用会计”。在此之前,市进服侍于前田家的家臣菊池右卫门,不但俸禄微薄,而且难有出人头地的机会,过着极为清贫的生活。成为御用会计,不仅让猪山家获得了与过去的主人平起平坐的地位,而且进入了只要努力就能不断上升的“升迁之路”,收入也直线上升。尝到甜头的市进自此将算术作为立家之本,此后代代子孙都从年幼时就接受严格的算术教育,以考为御用会计为职业目标。

猪山成之的读写算术教育开始于将近八岁之时,他的父亲猪山直之花了十八文白银,为其置办了书箱、砚、笔、墨、纸等全套用具,学习写字与笔算。四个月后,纸墨用尽,不得不重新购置。六个月后,又买了两支笔和誊写用纸,第七个月时又购买了“薄墨纸五帖”,誊写用纸几乎每月都买。在当时纸的价格不菲,直之为了子女教育非常肯花钱。肯花钱的理由非常明确,因为御用会计想要升官,就必须要成为藩主的“执笔役”,只有字迹清秀者才能被选中。换言之,维持猪山家生计的是“一支笔,一把算盘”,热心于教育子女习字是理所当然之事。


在古代日本,面向民众的学校起初多开设在寺院中,因此名为寺子屋。《文学万代之宝》图反映了江户时代寺子屋的课堂场景。寺子屋在幕末时数量众多,在明治维新后随着小学的普及而逐渐衰落、消失。

天道酬勤,安政二年(1855),成之通过了被称为“笔算御撰”的会计就职考试,在年满十二岁之前成功成为御用会计见习,两年后转正为正式御用会计,开始了“公务员”生涯。在父亲直之看来,成之年纪轻轻就考上了“公务员”,人生道路可谓一帆风顺。出乎直之预料的是,成之年方弱冠就被卷入了称为“明治维新”的时代洪流中。


19世纪后期,在日本的一所邮局里,有人已经穿上了现代服装,有人仍然保持传统穿戴,新与旧在此并存。

“御用会计”的维新波澜

成之为人正直,清心寡欲,是一名机器般的“公务员”。一旦进入工作场所,他就专心完成业务,决不妄言自己的意见。这种性格使成之在藩中极受重用。

成之任职之时已值幕末,加贺藩中各种特殊情况此起彼伏。藩兵的军事训练、军队外派、军舰与大炮的建造等史无前例的计划接踵而至,处理这些事务,既需要高超的计算能力,又需要绝对服从上级命令、尽职完成任务的职业素养。成之不仅善于处理事务,工作从无失误,又能揣测上司的想法。

在元治元年(1864)九月,幕府将军的女儿嫁到加贺藩时,随身带来一众随从,这些随从权势盖天,肆意妄为,有权随意决定役人的去留,加贺藩臣苦不堪言,成之则被任命为这些随从的秘书官。给这些人当秘书,不论对谁来说都是极为困难的工作,但成之在工作中从未出错,深获随从们的钟爱。

此时加贺藩的首席御用会计名叫中村石平,掌管随从们的经费。虽然中村心眼不坏,但业务精干,同僚们因此都很怕他,成之却既能恭维又能办事,和中村相处融洽,结果是各部门的人都对成之赞叹有加。

反过来说,成之缺乏自我意识和个性,也没有明确的政治理念,处事圆滑和“老好人”的性格成为他最大的处世之道。

庆应三年(1867)四月,成之迎来了人生的重大转折。他受命前往京都,负责加贺藩驻京都兵营的运营。在当时,政治的中心舞台已经悄然从江户转到了京都,保持在京都的政治发言权对加贺藩至关重要,因此必须将大量的藩兵派往京都。但是京都已经挤满了各藩的藩兵,人满为患,物价飞涨,购置食品极为艰难,加贺藩的藩兵濒临饥饿的边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加贺藩才决定将“王牌会计”猪山成之派往京都。

成之到达京都后大吃一惊:管理兵营事务的人手严重不足,军粮分配不畅。筹备加贺藩驻军的伙食,成为成之的最主要工作。军营管理的核心在于高速准确的物价信息收集能力与计算能力,在获取实时物价的同时,迅速计算出驻军需要的伙食费用,并在物价变动之前迅速完成出纳与采购,购得伙食后再精确地按人头进行分发,避免浪费。在成之接管兵营事务之前,兵营最大的管理问题是计算速度不足,往往在完成出纳之前,物价已经变化。成之拥有高超的计算能力,又煞费苦心,最终成功地维持起兵营的正常运转。

时代造英雄,藩兵的窘境唤醒了隐藏在成之身上的“兵营管理”天赋。这一期间,他目睹了幕末时期政局的激烈变动。


庆应三年(1867)十月,在京都二条城二之丸御殿的大广间,第 15代德川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宣告 “大政奉还”,将政权交还给天 皇,标志着260多年的德川幕府统 治时代结束。

十月十四日“大政奉还”之时,加贺藩站在了幕府一边。加贺藩主前田庆宁的政治立场与幕府将军德川庆喜相近,在当时的外姓大名中,加贺藩是最积极地支持德川庆喜的藩。前田庆宁率领加贺藩藩兵进入京都,希望以此震慑萨摩、长州两藩,政治上同庆喜保持一致。谁知萨摩、长州两藩先发制人发动政变,夺取了皇宫御所的宫门,“挟天皇以令诸藩”,发表了“王政复古的大号令”。德川庆喜被迫辞去将军一职,摄政和幕府也一律废除。

对于成之而言,头痛的并不是政治形势。因为对他这样的“技术官僚”而言,无论加贺藩追随幕府还是顺从朝廷,都不会改变他的工作内容,他本人对加贺藩的归属感远超过对幕府的感情。真正让他头痛的是需要为藩主带来的新驻军筹备更多伙食。自此,成之过上了奔波京都兵营与藩主营地,筹办藩兵伙食的生活。萨摩与长州发动的政变让德川庆喜和前田庆宁陷入了窘境。前田庆宁意识到滞留京都不是长远之计,开始考虑回到领地积蓄实力方为上策。加贺藩军队全靠成之养活,因而成之对军队的去留拥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然而,他自始至终不做任何表态,绝对服从藩主的命令。最终十二月十二日,成之与藩主、藩兵撤回金泽。

庆应四年(1868)正月三日,鸟羽·伏见之战打响,德川庆喜的旧幕府军与萨摩、长州主导的新政府军发生了激烈冲突,加贺藩召集了“庆喜救援军”向京都方向进军,成之作为新式枪队的“半队司令官”加入军中。“庆喜救援军”到大圣寺时,来自金泽的快马追了上来,传达了藩主“中止援军,返回金泽”的命令,原因是此时旧幕府军已经战败。

加贺藩宣布背叛幕府,加入朝廷一方,加贺藩的军队合并入新政府的北路镇抚军。七月,成之再次受命,作为藩主之子前田利嗣的会计进驻京都。到了京都后,他意外地受到新政府“军务官”的召见。这位军务官就是被称为“日本陆军之父”的大村益次郎。会见的结果是,成之被任命为新政府的“军务官会计方”,即军队的财务主管,原来成之天才般的兵营运营管理能力早已声名远扬。

“经济官僚”眼中的沧海桑田

明治新政府是“革命家”的集团,没有实务型官僚,高官们善于制定方向性的方针决策,但是缺乏具有理财会计才能、能够实际处理精密事务的事务型人才,因此提拔了成之来弥补这一缺陷。成之作为大村益次郎的部下,管理各地讨幕军的军需及其他费用,甚至主持修缮军舰,立下极大功劳。

明治政府设置兵部省后,成之的职位降为“会计司出仕”,因为兵部省的要职被山县有朋等萨摩、长州藩阀出身的人占据,非藩阀出身的成之不得不从小职员做起。即便如此,过人的会计才能让他不久之后就升职为“会计少佐”,又于明治三年(1870)十一月升职为“海军掛”,主管诞生不久的海军的会计事务。成之可能想象不到,出任海军的会计官,是他本人乃至整个家庭的命运转折点。

从明治三年(1870)正月起,猪山家过起了父亲、母亲和妻子在金泽,成之独自住在东京的生活。从这一时期到明治十二年三月,猪山家的家族书简和日记被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透过身居东京的成之和居住金泽的猪山家父母,我们可以身临其境地体会到明治维新给民众生活带来的影响。

明治四年(1871)“废藩置县”后,萨摩藩出身的内田政风被任命为金泽县大参事,负责管理金泽的政务。对新政府来说,金泽是一个麻烦的县,因为加贺藩原有100万石领地,武士人数众多,且加贺藩还曾与萨摩、长州对抗,因此,不少武士对新政府抱有不满情绪。这些武士失去了工作,俸禄又被削减,整日游荡在金泽的大街小巷。明治四年十二月十八日,没有官职的武士被允许经营农、工、商业,身份制度开始走向瓦解。

明治五年(1872)四月二十六日,成之的父亲直之如往年一样前往犀川观看相扑比赛。因相扑的胜负而“乱扔引火器,甚至开始打架”在金泽是司空见惯之景,但是此时直之却目睹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景象。观看相扑的客人往往将财物交给杂役看管,在这些杂役中赫然可见士族的身影,这在之前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针对此事,成之则冷漠地评价道:“士族在被政府剥夺特权之前,自己就已经混同庶民。”

虽然在这时,士族仍然会获得俸禄,但仅靠俸禄无法生存,必须寻其他赚钱手段。到了八月,犀川附近出现了“逢夏季则聚于犀川桥,烧烤玉米、泥鳅贩卖的武士”。

骑马优先通过原本是上级武士的特权,是猪山家难以企及的权力高峰。到了此时,“完全看不出是武士的人”却获得了骑马过市的权力。猪山直之不得不为骑着马的町人让路,他不禁感叹:“原来文明开化就是这样呀!”他在信中大为感慨:“卒族或町人也可以在人群混杂之时畅通无阻地骑马通过。”

就算没有官职,不去役所上班,武士也自诩为肩负天下国家和县政的重要成员。然而,新政府的官员们根本不会理睬这些武士。武士的经济特权也在一点一点地被剥夺。在江户时代,只要是武士阶层,就算没有官职也会享有一定生活保障。明治维新后,若不在县厅出任官职,武士身份就不能带来生活保障。武士即便得以进入县厅工作,担当的官职也远比此前低,有时还会成为过去的部下甚至平民的下属。猪山直之亲耳听到了士族们痛苦的呻吟:

“穷的时候,不管是十四等还是五等官,能够有今天的饭钱就好。”

“有的士族靠烤泥鳅卖来维生,与此相比十四等也是高官了。现在哪里是想官位高低的时候。”

那么,能在政府获得一官半职的武士,和沦为一介平民的武士,生活差距多大呢?明治七年(1874),成之升为海军省出纳课长,年收入为1235日元,而他的亲戚西永常三郎入职金泽造纸会社,担任杂务,年收入为48日元。明治七年的1日元大概合现在的3万日元,成之的年收入相当于现在的3600万日元(170万人民币),西永常三郎的年收入只有150万日元(7万人民币)左右。能不能在明治新政府当上公务员获得稳定的月收入,对于武士来说是命运的分歧点。大多数武士都渴望进入政府、县厅工作,不仅收入高,而且风光体面。然而,要成为政府官员,要么兼备出众之才和雄辩之舌,要么需要依靠人际关系。数不胜数的武士在打点人脉的求官期间用尽财产,不得不返回家乡。

谋官不成的武士开始尝试经商,但大多以破产告终。之所以会失败,不仅因为本金过少,知识不足,而且因为没有固定的销售渠道。此外,以经商为耻的思想仍然很重,往往是依靠亲戚朋友照顾生意,微有利润。就这样,在新国家体制中找到栖身之地的武士和没能谋得一官半职的武士间出现了难以逾越的鸿沟。获取一官半职的武士约占16%,而84%的士族没能获得官位。这些成为官僚、军人的武士,掌握着近代化的学识和才能,善于利用人脉关系,逐渐成了支配新时代的精英。这些精英们深知让自己飞黄腾达的不是血统,而是才能与学识,因而近乎疯狂地将精力倾注于子女教育上。成之的两个儿子先后成为海军的公务员,成之妹妹的儿子紧随其后也进入了海军。

在江户时代,猪山家在重视家世、血统的社会体制下并不受到重视,长期从事打算盘的“贱业”。进入近代社会之后,这种不可或缺的技术开始倍受期待和重视。家世、血统只在一定的社会体制下具有价值,一旦社会体制变化,家世立刻变得毫无价值。猪山家掌握的会计技术加上踏实勤恳的家风,在哪个时代都不可或缺。



长町武家宅邸旧址位于金泽城的西南方,是江户时代武士家族的传统居所。

以上内容来自《世界博览》

2024年第8期专题



扫码订阅《世界博览》

全年288元24期包邮到家

文字 | 丁诺舟

责任编辑 | 李玉箫